一起来看,这份“一马当先”的答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被誉为新中国哲学教育的“工作母机”,是首批哲学博士点和首批国家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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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新时代哲学学科建设”论坛成功举办
4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哲学学科联盟秘书处、教育部哲学领域“101计划”秘书处主办的“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新时代哲学学科建设”主题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500会议室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齐鹏飞出席论坛并致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哲学院系负责人以及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参会。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主持。
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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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社会——老年沉思录》入选!13本“中国好书”
《全民阅读大会·2023年度中国好书》盛典公布了2023年度“中国好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与社会——老年沉思录》入选。
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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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动员会召开
4月19日,哲学院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动员会。传达中国人民大学学院(系)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启动会会议精神,部署2024年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会议由党委书记石德才主持,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师生员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参会。
04-20
张立文,张文旭:道家老庄哲学“尚和合”的思想理念
道家老庄哲学探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所当然与所以然,追求自然秩序、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自然和合一体。从“道”“德”“物”三方面来看,老庄哲学围绕自然世界、个体生命、人世社会三个层面建立了道家和合思想的基础框架:以“道”为基点,描绘出“和生”“和静”的世界图景;以“德”为核心,彰显了“柔和”“成和”的生命境界;以“物”为对象,倡导着“和同”“和顺”的处世原则。视域宏阔、博大包容,推重自然、关注人生,崇阴贵柔、顺物无争,是道家和合思想的显著特点。在当今时代的人文语境下,转生道家“尚和合”的思想智慧,将对和合大同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启迪。
张立文: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脉——论薛季宣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建构
薛季宣与朱熹同传承程颢、程颐之学,但由于社会环境、人文语境、价值观念的差分,二人经互相切磋、自由商榷而产生学术上的分歧,为理学开出新学说、新思维。薛季宣认为孟子应为道统中人,反对把孟子从道统中排除出去,坚持把《孟子》作为“四书”之一的理学依傍文本。薛季宣与朱熹学术理念、价值观念的差分,导致他们对《大学》《中庸》文本的诠释大相径庭。朱熹将《大学》分章,薛季宣则不分章;朱熹大量引程颐的话,薛季宣则刨根溯源,征引“五经”。他把对《大学》《中庸》的系统诠释,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指导和理论创新的依据。在哲学理论思维上,薛季宣与程朱理体学、陆九渊心体学异趣。程朱以道(理)在事上、事外,陆九渊以道(理)在心中,薛季宣则以道(理)在事中,主张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器,从而把“洁净空间世界”的道落实到人们日用的器物上。器物是人所创造,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及社会活动的主体。薛季宣认为,人性是善的,性无有不善,心无有不正,但“习相远”而善恶分。为国之道,在知善恶,否则就会远善人而亲恶人,以致害民乱国。薛季宣事功之学的实施,从仁民爱物出发,体现为以农为政本、安置流民和“归正人”、积极抗金、改革冗官冗兵等方面。薛季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识渊博,造诣很深,会九流于一贯,莹神机之通圆。
张文良:”体用“”体相用“概念起源再考
《敦煌秘笈》中的“不知题佛经义记”中频出的“体义”一词构成“体用”概念的重要过渡概念。而这一概念之所以被“体用”概念所取代,与“体一义异”的命题不及“体用相即”命题更适合表达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关。“体相用”概念的直接来源虽然是六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宝性论》和《金刚仙论》,但自五世纪末开始,佛教文献中出现的“体、功、德”、“体、用、义”等三字一组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思想界已经力图超出“体用”二元思维的限制,创立一种三元思维的概念框架来更深刻地界定客体的内在属性和动态机制。“体相用”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交涉互动的产物。
张立文:墨家“尚和合”的精神特质
先秦时期,儒墨同为显学,相传夏曰《连山》,体现夏代文化精神,并奉夏禹为学习楷模。墨学理论思维面向现实社会、面对各国各地政治、经济、信仰冲突,提出救世之道的“十语”,以取得和合。国家昏乱,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语之“非乐”“非命”。其非乐,并非反对音乐本身,而是反对王公大臣以音乐满足其奢靡的生活享受,造成劳动力和衣食物资的浪费;其非命思想,与现世人的善言德行无关,没有因果关系,为辩明“命”的有无,墨子构建了“三表法”,以事、实、利作为衡量、验证言论、理论的真假、是非的标准。墨子面对先秦礼崩乐坏、社会失序、人民失伦,试图通过“兼相爱、交相利”途径和“非攻”的和平主义方式来化解。他分析社会动乱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在于自爱而不兼爱,意蕴着“爱人如已”,又指向交相利。利互相交换、交通,“相”有“他在他者之中,他者在他之中,他即他者,他者即他”的意蕴。“兼相爱、交相利”是民、国、家、天下和谐、和合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从此出发,反对战争是“尚和合”精神的体现,是化解当时社会各种不和合的冲突和危机、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彭新武:先秦法家的治国理念及其现代性
摘要:法家以“一断于法”的理性精神,通过因功赏爵、察能授官的制度设计,打破了传统“别亲疏,殊贵贱”的礼治秩序,促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大一统”的奠基,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认的。秦朝的灭亡,主因在于其施政方式,而不能简单归结为法家思想所致。在法家那里,整肃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客观、公正的价值准则,而儒家的教化之道缺乏必然性,故而,“有法之常”作为治国的基本准则是道德所不可取代的。尽管在后世“儒法合流”的过程中法家学说日渐为儒教所吞噬,但其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和富强之道,以及“一断于法”的价值诉求等,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当然,中国要真正走向富强之路,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众内在潜力的充分发挥及相关制度设计;民众不应只是国家富强的工具,国家富强应以民众权益为前提;惟有真正实现“唯法为治”,才能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